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她

年代:2016

导演:保罗·范霍文

主演:伊莎贝尔·于佩尔 克里斯汀·伯克 安妮·康斯金尼 维尔日妮·埃菲拉

类型:惊悚剧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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播放源: 腾讯 暴风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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奇遇电影
电影即生活。...

一位香港影评人去世了,为什么我们这么怀念她

cinematik     2018-01-14 21:58:36



香港电影研究者黄爱玲


黄爱玲,电影研究者、影评人,五十年代生,1月4日于香港遽然离世。


她于1970、1980年代游学法国,返港后曾任香港艺术中心电影部负责人、香港国际电影节节目策划、香港电影资料馆研究主任。


影评集包括《戏缘》(大陆版)、《梦余说梦I》(港版)、《梦余说梦II》(港版),编著了一系列香港电影研究书籍,包括《诗人导演——费穆》、《理想年代——长城、凤凰的日子》、《国泰故事》、《邵氏电影初探》、《粤港电影因缘》、《现代万岁——光艺的都市风华》、《风花雪月李翰祥》等。


黄爱玲部分编著作品


知名影评人舒琪在脸书上悼念黄爱玲小姐,称她是「香港最优秀的电影评论家和历史研究者」。


写文章的她,最常受到的赞誉是婉约和敏慧。早年,舒琪上林奕华主持的电视节目,说考量文字,中文电影书只推荐一本,就是黄爱玲的《戏缘》。


这本影像情话、戏语和梦呓的合集,展现了一种「罕见的优美」和人情练达的洞察。


黄爱玲的影评集大陆版,复旦大学出版社,2011


黄爱玲不喜欢理论,嫌弃它生硬又不亲切,私人化的笔调总带着湿润。


电影是什么?她写道,文字再好也只能描写,画功再巧妙也捕捉不到时间,而这一切,菲林总能忠实地留下来——


寂寂的空气,荡漾着凄惘,爱情却将时间凝固了。 这,就是电影吧。


自幼就被银幕的光影牵引,从邵氏、左派到好莱坞,她跟着妈妈什么都看。小时候贪睡多梦,她坐在黑漆漆的戏院里,瞪大眼睛,就像发梦一样,在有意识和无意识之间浮游,像是高潮,不断建立。


等到大了一点,主动选择的意识自然越来越强,但始终还是凭借着直觉去享受。


这是60年代的香港,电影文化开始跟世界同步,包括商业和艺术。


在前一个年代,左右阵营的混战波及电影文化,那时的鉴赏评论总要跟政治、道德或者社会教化这些空空大大的东西沾点边,意识形态味道浓重。电影作为纯粹艺术整体缺位,它的镜头、手法、风格,都不是重要的。


从50到60年代初,香港的商业院线少量放映法国新浪潮和各地艺术电影,偶尔能见着黑泽明、费里尼、维斯康蒂和路易·马勒的名字。


到1962年,情况开始发生转变。3月2日,香港首个民间电影Studio One即第一映室成立,主要在香港大会堂剧院放映欧洲和日本艺术电影。


Studio One成立的第一年,要求入会的人超想象地过了两千,共放映了16部影片,次年26部,第三年41部。


短短三年,意大利电影由新写实主义至费里尼和安东尼奥尼,法国由《奥菲斯》到《广岛之恋》、《去年在马里昂巴德》,美国电影由《一个国家的诞生》到《公民凯恩》,瑞典的伯格曼,西班牙的布努埃尔,甚至波兰斯基在1962年才拍成的《水中刀》,香港都看到了。


到1965年,《祖与占》登场,紧接着一系列新浪潮影片以16厘米胶片重映。


影评人金炳兴后来回忆:「我在1964年加入香港的第一映室,初次接触到法国新浪潮电影。尽管从小喜欢看电影,我们那一代的电影品味,可以说是看了新浪潮电影才塑成的。」


于是,「世界电影文化的基因,在62年后的七、八年间已大致完整地移植到了香港,成了众多新一代文化人的共同话语、共享知识结构」。(陈冠中语)


整个如火如荼的60年代革命年代,香港与国际影坛是接轨的,一直到如今,传统并未割裂过。由此以《中国学生周报》等文艺报刊为阵营,催生了艺文评论家。

这是1960年代香港几位影评人在邵氏影城和导演张彻留影。前左起:西西、陆离、张彻;后排:舒明、罗卡、陈任。日后,他们大部分成为香港文坛、评论界的中坚(图片来源:4cats@东方早报,2012)


黄爱玲正受洗于这样的环境。


她还记得第一次接触艺术电影,是1966年看安东尼奥尼的《放大》。


入场前和女伴叽叽喳喳,一片热闹,到散场时各自无声,满脸凝重。其实大家都没有看懂,又不甘示弱,唯有故作高深。


《放大》在影片诞生第二年1967年即在香港公映,这是当时的报纸广告。电影名为《春光乍泄》——没错,60年代少年王家卫正是深受其影响,甚至一生


她后来选择到法国游学,除了听闻法国的大学不用学费,也是因为在港岛看新浪潮看得太陶醉。


从喜爱的特吕弗和戈达尔那里,她隐约感觉法国这地方好像很有人情味,生活不会太困难。


在电影里见到的巴黎楼房,常附带一种小房间,窗户很大,内里简单而明亮,往往是穷青年的栖身之所,关起门就是自足的天地。


「想想能够在一个这样的地方重新开展生活,心里无限兴奋。」


1976年9月,她和爱人雷竞璇,带着出生不久的儿子抵达法国,带着青春的不安分和渴望,没有明确计划,随遇而安地过了近八年「穷风流」的生活。她一边念电影硕士,一边做些小工或体力活,贴补家用。


黄爱玲的夫婿雷竞璇回忆法国留学生涯的散文集。雷竞璇也是法国文化热爱者和推动者,《祖与占》的主题曲《生命的旋风》中文歌词便是出自他的译笔


完成硕士论文后,黄爱玲发现电影理论不合脾胃,太干涩,就没有继续博士研究。


她喜欢的观看方式是文化的、历史的甚至个人的,一种直观的凝视对她来说更为有趣。


这大概能解释后来她在笔端释放的感性和深情。文如其人,温和谦虚,文字朴朴素素,但触觉细腻,有些「简拙」,又处处透着机锋和灵巧。


她可不是那些什么都写,什么都能批评的影评人。就跟交朋友一样,看电影也讲缘分,不能跟不喜欢的一起。


「爱森斯坦和奥尔逊·威尔斯的作品当然是气魄不凡,在电影史上地位崇高,但是不交心就是不交心,没法亲近。」


口味看上去有些狭窄,除了中国电影,好像去只能咀嚼欧洲的文艺片。


对于喜爱的导演,比如侯孝贤、安哲罗普洛斯、科克托,不介意一写再写。


在《戏缘》的开篇,更是毫不收敛地码上了六篇侯麦。侯麦的电影让人不觉自醉,是极大的精神享受。先生雷竞璇曾经解释两人对侯麦的爱,部分是因为八年在巴黎的际遇,让他们既能理解特吕弗的痴男怨女,也能欣赏侯麦手里那荡漾的欲望和不断坍塌的世俗伦理。


侯麦说过一句「我不是要拍历史教科书,我只希望培养一点历史的品味」,黄爱玲甚为欣赏。不妨说,她喜欢的那些电影,也不是为了什么,只是为了那一点点的美和品味。



带着这种对电影和观影的偏好,黄爱玲于80年代回到香港。她并没有遭遇电影文化的水土不服。当年评论界的意识形态之味已被更为纯粹的艺术欣赏取代。


这种欣赏和评论风气最先是60年代在一小群年轻影迷中兴起来的。年轻人敏锐而自信,不怵把观后感化为影评,发表在《年青人周报》、《大学生活》、《香港影画》和影响最大的影评阵地《中国学生周报》上。这种轻盈活泼的氛围向后绵延,影响了70年代以降的新电影文化。


1970年代香港艺文更加活跃,这是创刊于1970年的《电影》同人志封底,可见当年活跃于评论、今天已是名导的吴宇森、谭家明也是其中的写作者(图片来源:4cats@东方早报,2012)


也是在80年代,黄爱玲开始对中国电影产生兴趣。第一次看到二三十年代的中国电影是在意大利。这么早期的作品让她大开眼界:「原来我们也有很好的传统,只是我们从来没有接触」。


借电影资料馆的工作便利,她开始对中国电影开展研究,越是旧时代的越是要去抢救,从五十年代一帮影人的口述史开始,系统追索五六十年代香港电影的发展。


后来那些由她编著的电影研究书籍都始于此。在其间,她遇见了费穆。这可能是黄爱玲作为电影研究者最执着的深情所在。


黄爱玲编著的《诗人导演费穆》简体中文版


1948年,费穆用戏中理不清的情丝,编织了一副「隽永缠绵的男女爱欲图」,这是《小城之春》。那是中国银幕「色」彩尽失的时候,七情六欲都收进「灰蓝色制服的口袋」里去了。


所以,费穆是如此特别,「有一个费穆是很难的事情,真的是很难的事情」,黄爱玲说。


她为费穆编过两本书,一本是《诗人导演》,一本是电影《孔夫子》的修复特刊。


2000年,消失半个世纪的《孔夫子》在香港意外发现,香港电影资料馆随即投入修复,黄爱玲则负责编写《费穆电影 孔夫子》


对费穆的长情里,大概藏了一些她对电影或者创作最本质的理解。


我在一篇黄爱玲提到费穆的受访里看过几句话,或许能作为这种理解的注脚。


她说,「每个人都吃饭,每个人都谈情说爱,每个人都上床,这是每个人的事」,这是一种人性的、很私人的东西。


「这好像跟社会大环境没太大关系,其实这才是每个人的心里面都有的,都藏着的。其实每一个人就是现实的一部分,比如每一个人都能诚实的话,整个大的现实就不会虚伪到哪里去。」


黄爱玲最近的距离,大概就是2002年她与另一位影评人一起为《祖与占》做DVD的评论音轨。我特意提取出来片段供大家收听(粤语)。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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